我的母亲胡朋去世四年多了。在她去世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和姐姐轮流回家陪父亲。我们不看电视，不听广播，拒绝一切娱乐，只读书，读的是妈妈没看完的书。妈妈在世的时候，同时打开了好几本书，每本都看了一部分。书们向下趴着放在桌子上，时刻等待着主人随着当时兴趣的不同拿起它们。大概不少人都是这样读书的。我也一样。

妈妈晚年爱看的书多是人物传记、回忆录一类，像其中的《启功口述历史》，是妈妈提出要求，由我爸爸跑遍新华书店遍寻不着之后，向出版社邮购来的。这本书到妈妈的手里还没多长时间，她没看完，刚看到启功先生童年时丧父的一节。晚年时，妈妈自己也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著有散文集《敌后纪事》等。

而父亲却在整理妈妈以前的书籍，妈妈的书柜里都是她的专业书，多是斯坦尼斯拉夫之类。妈妈的笔记里写道：“气质、思想感情，心里有脸上才有，眼里才有。思想感情理解可能一致，但表达的方式很多不同，动作不同，生活的根据不同。……有的演员对工农缺乏感情和理解，很容易丑化、强调他们的脏、憨、傻、呆，不文明、不讲卫生、不洗澡，脖子黑、吐痰、流鼻涕、牙黄……表现不出憨厚与傻的区别，看他们多是缺点和落后的地方，因此不能理解他们支援革命战争积极参战的英勇行为……”

妈妈对工农兵的感情来源于战争年代的考验。在青少年时期，她满怀爱国热情，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和进步师生的救亡演剧活动，接受党的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从上海转道香港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中，她三次突围。终于在山西崞县的一次鬼子扫荡中突围负伤，是乡亲们把她抬下了山崖，送到后方。她在战争年代参加演出的几十部戏剧中，扮演了大量农村妇女形象，在戏剧舞台上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时代人物，如《我们的乡村》中的妇救会主任、《丰收》中的婆婆、《两年间》中的母亲、《挑渠放水》中的九婶、《子弟兵与老百姓》中的老奶奶、《戎冠秀》中的戎冠秀。

这次，父亲翻妈妈的书柜，还发现了许多军事书籍，并有十七八本关于这些书籍的读书笔记。这令父亲惊讶。他居然不知道！父亲说，我们四五十岁那时候都忙，各忙各的，我经常是十天半月回不了一次家；虽然知道妈妈在军区政治部创作室集体创作话剧《平津战役》，但是没想到她下了这么大的工夫，（竟有）十七八本的读书笔记！为此，妈妈还有一册120页的笔记本专门用来抄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37年到1945年的部队序列”，将抗战八年中我军分布在全国的各个部队（包括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的名单实录其中，最细到团一级！恐怕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我还被一本厚厚的东北军区司令部1949年印刷的非卖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文集（第四集）》所吸引，这本书共668页，既有中原、淮海战役的各种电文，又有解放东北、华北、西北的各方社论捷报，甚至还有为解放军进城拟定的口号。妈妈在里边划满了红线，插满了小纸条，上面写着各种场次、内容的提示。

四年后，我父亲把妈妈的二十几本关于平津战役的笔记本和对当事者们的采访本都交给了北京军区建在山里的档案资料库。也许在那里，它们还能继续发挥作用；也许在戏说的年代里它们会遭到冷遇，那也无奈，总归那是它们应该去的地方。

建国前夕，妈妈作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建国后，她开始从事电影演员工作，在银幕上成功地扮演了诸多英雄母亲的形象，如《钢铁战士》中英雄张排长的母亲、《智取华山》中的常母、《土地》中的母亲、《白毛女》中的王大婶、《烈火中永生》中的双枪老太婆、《回民支队》中的马母、《战上海》中的赵妈妈、《槐树庄》中的郭大娘等。她在担当演员工作之外还从事戏剧创作，她参与创作的话剧《战斗里成长》，1956年获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创作一等奖;参与编写的话剧《平津决战》，1982年被国务院文化部和中国剧协评为全国优秀剧本奖，1983年获首届解放军文艺奖。离休后，她仍坚持艺术创作，先后参加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有影片《山重水复》、《柯棣华大夫》，电视剧《乔迁》、《同仁堂传说》等。

妈妈的读书笔记中还写道：“台词要在广场上、旷野里送到每个乡亲和广大士兵的耳朵里去，必须字正腔圆，不能大喊。台词要清楚，到山沟里去念台词听回音，练呼吸一口气；爬山念台词，小声又能听清楚……”这就是妈妈，想必在她曾经演出过的农村田头、部队广场都仍然回荡着她的声音，想必看过她演出的士兵和乡亲们都还能记得她的深情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