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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本不必追着这个日子写什么,但是读书二字太让人牵挂了,它几乎是我们这一代人心头的一个结。这一代人的读书生活基本是断裂的,因此知识链也是不系统的断裂的,这是硬伤。一个人学到什么程度,达到何种水平,全靠个人的造化。现在浮在知识界水面上的有数的几个同代人,那都是人精了。

我们这些一般的读书人,能坚持读到现在,全凭的是兴趣。

那么,什么时候读书是最快乐的呢?是自己真正想读书的时候。读书是我的娱乐方式之一,求知识,觅知音,解闷,消磨时间,什么目的都有过,手段是同一个——读书。

现今如果谁家的小孩子挑食,不好好吃饭,大人们就会说,就欠饿你几顿……读书有如吃饭,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两三代人都曾被狠狠地饿上过一回。

那时文革中间,我正处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年纪,起码渴望读书了,但又不知道该读什么书,只是像懵头苍蝇似地逮着什么读什么。这时候,在那种万木萧疏的年代,具有书的资源就是万分珍贵了。谁会有一些呢?——牛鬼蛇神家的孩子在被抄过家以后会留下一些书,关键是没有大人管;不是牛鬼蛇神或者晚是牛鬼蛇神家的孩子在抄家的时候也会扣下一些书,秘密地藏着;还有一些单位、院校被“砸烂”以后也会流落到社会上一些书……于是这些书在京城孩子们手里就暗地流通起来,各种读书的小圈子连接成一个大的流通网。东西南北不同城区,赤橙黄绿不同身份的孩子们都因为书串在了一起。

就我所知道的几个读书小圈子,在当时都是很有号召力的。其中有清华附中的骆小海、卜大华们,读的是内部参考读物《赫鲁晓夫主义》、普列汉诺夫的《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等政治哲学书;有大诗人何其芳的女儿何京颉、红卫兵诗人郭路生们,他们读的多是古今中外的诗歌及文学名著《草叶集》、《约翰•克里斯朵夫》、《复活》之类;还有国务院宿舍的徐浩渊、徐小天等,他们读的书更玄一些,萨特、克里凯郭尔等的哲学书籍,讨论的是更高级的关于国家的治理等等题目……需要提示的是,这些孩子多是父母挨整,无可依傍,有时穿衣吃饭都成问题的。但因为书的缘故,他们的周围总是围绕着不少的来自不同中学、大学的朋友。这些小圈子存在的意义不可小觑,在那种极左、无聊、恐怖的世道里,列宁那句以“国际歌”识同志的名言也适用于以一本禁书识同道的现实。有书读的人是看不起那些以左为美、以往上爬为目标、以整人为快的人的,——就让他们傻着去吧。而对一部分有为有志有追求的少年人来说,这些小圈子中兴起的读书时尚就能极大地鼓起他们生活的勇气和生命的动力。可想而知,这些读书小圈子是怎样带动着京城时尚的,起码是少年中的时尚。

记得我是在1971年看到了美国小说《飘》。它当时是在中科院范围里流传的。因为建国后我国读书界受苏俄影响最大,而美国小说简直就是绝无仅有。当时我在部队医院当兵,同院的一位护士每天下了班就从东边的通县往西边的海淀中科院赶,到人家家里等人家睡觉了,她就得以看一晚上。后来人家怜她辛苦,终于同意借她带走一天。这样才有了我的机会。在宿舍里,她继续看她的书但必须举着,我在侧面从第一页开始匆匆地读。——这种Pose堪称经典,只有“饿过几顿”的人才会摆得出来。于是我的心沉浸在诗一样的感动中,小船般荡漾在阅读的快乐里。

由于十年中失去了系统读书的机会,所以少年的我就养成了快乐读书的习惯。除了上学之外,其他书则是不快不读,不乐不读,见面第一段读不下去,就干脆丢开。当年读书狼吞虎咽,往往是不得要领,所以我并不敢说自己后来成为作家,出版多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集都是与少年时那段读书经历绝对有关,但是这确实成了我长大以后写作和当主持人说开场白的原则之一,开门见山,在第一段就让朋友们看(听)得下去。

如今世上快乐的事情很多,时尚的事情也很多。但我相信,当读书成为快乐时尚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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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

胡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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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曾任新闻记者、杂志主编、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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