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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是我们小学的独唱歌手。在全校的合唱团里,有个独唱小组,都是女生,也许老师认为男生应该去当指挥吧。独唱小组成立的当年,在新年晚会上,我们几个女生一起演唱了女声小合唱《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所有的女孩都把双手搭在一起举在胸前,摆出当时的歌唱家一样的“范儿”。然后我们每个成员分别再独唱、领唱,各显其能。我在那次新年晚会上独唱的歌曲是歌剧《刘胡兰》中的一段:“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天气那个虽冷心里热,我从那前线(小过门)转回来,胜利的消息要传开……”需要革命热情高昂,情绪饱满,手势有力。

我之所以在歌词中特地标出“小过门”来,是因为我竟然一个跟头就栽在了这个“小过门”的后面。那晚演出时,给我伴奏的是音乐教师郭老师,她看我状态不错,就悄悄给我提高了一个调。我上台后,一听老师的前奏,就知道调子高了,心里不免紧张起来,因为在那“小过门”之后就有一个原地起跳的提高一个半八度的音,从低音“索”跳过中音“索”猛冲到高音“多”,在我一个童声来说,是相当吃力的。何况又提高了一个调。于是,就在唱了开头的两句之后,当“小过门”一奏起来的时候,我撒腿就跑了。

全场大惊。只有老校长在笑。这是郭老师后来告诉我的。然后郭老师又重新把我从台下找回来,领上台,恢复原调,让我唱完了这支歌。我爱郭老师。

想起来,这该是我自由歌唱的第一次。对于孩子来说,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人有可以任性的权利。

后来大了,唱了许许多多的歌,都是我自己喜欢唱的,包括电影插曲、队列歌曲、军旅歌曲、民歌、外国歌曲,等等,想唱就唱了。仔细想想,虽然有一段时期不让公开唱某些歌曲,比如外国名歌二百首,就像现在不让发表什么内容的博客一样,但是私底下,大家好朋友中间还是大唱特唱,农村知青、农场工友、部队小兵、工人老大哥……几乎风靡全国。想唱就唱,不想唱就不唱。对于青少年时期的我来说,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再后来,更大了些,发现除了唱歌,连说话也要注意了。我当兵以后,一天,医院院部管收发信件的小通讯员告诉我,“有你的这么厚一摞的材料寄过来了。”他用手指比划了一个可怕的厚度。原来是学校工宣队军宣队整理的关于我平时口无遮拦说过的“反动”话。从此,我就一直在这把达摩克利斯剑的阴影下过日子。而医院最终没有收拾我的原因是,部队组织上认为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还太小,属于未成年不懂事。天呐。

从小到现在,歌还是天天唱;高兴了,不高兴了,都要唱。我之所以至今都没有参加什么合唱团体,就是怕被要求唱自己不喜欢的歌。歌剧《刘三姐》的“心想唱歌就唱歌”,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奉为神明。“哎……心想唱歌就唱歌,心想打鱼就下河,你拿竹篙我拿网,随你撑到哪条河。……”

心想自由歌唱,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唱歌被人定了调子,或者我写作被人规定了只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我的心会受伤,我的声音会颤抖,但是我还是要自由歌唱,“心想唱歌就唱歌,心想打鱼就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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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

胡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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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曾任新闻记者、杂志主编、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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