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上有猜疑、仇恨、不屑、冷漠的话，那么它也应该给傻傻的信任、热情、天真和理想主义留有一席之地。如果说天真的话，我还没有天真到认为我们能够回到过去，回到西柏坡时期——理想主义者们重新出发!

西柏坡村作为中共解放全中国的出发地，又于几年后被沉于水库底，这两条理由，足以使我有动力去看看它。历代王朝，有几个政权肯把自己的重要遗址这样处理呢？近日，我又有了去西柏坡的第三第四个理由。

据《作家文摘》载，“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国财富的‘集中度’问题受到高度关注。据悉，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

三年前的数据，今日揭出，已是旧闻。近来，一批吃饱了糖弹的干部也受到了惩处。但是“权力超富”这个问题究竟是属于政治范畴，还是经济范畴呢？如果是前者，我不沾；如果是后者，我也不懂了。现今，果真已经是“权贵市场经济”了吗？

无论如何，它成为了我去西柏坡的第三个理由。就是想去看看，在那个权力转换前后的历史阶段，那时的共产党人把自己的终极目标定位在了何处？

我所上的北京101中学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它成立于1946年的张家口，又于成立不久后千里迢迢投奔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其中有多少高级干部的子女，真正枪林弹雨下的幸存者，和调干生、普通学生们一起，互相帮助，以大带小，跋山涉水，终于在西柏坡附近安营扎寨，开始了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学习的生活。后来进了北京，选址在西郊圆明园附近，学生们自己动手建设了校舍。学校还严格规定，无论多大的干部，一律不许用小车接送学生。学校是寄宿制，每个周末放学，学生们都是自己回家，一部分是跑步进城，顺便锻炼身体。从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到其他元帅、大将、上将、中将、部长的孩子，都是如此。

母校的历史，成为我想去西柏坡看看的第四个理由。

可悲的是，这第三、第四个去西柏坡的理由，竟是出于两个截然对立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