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去了北边山里，和战友们一起故地重游，去我们当过兵的野战医院旧址转了一个多小时。过去的营盘早已变成学校，附近的县城也开始建设高楼，但是医院这里的路仍然不好走。我们像所有回乡的人一样，寻找着旧日生活的蛛丝马迹，以往的门诊、病房、伙房、菜地、太平间……

这个地方我不爱，但是我一直很想它。

当年为了防备苏修侵略，北京军区在此驻军，又从几个医院抽调了一批医务人员组建了一所野战医院，安放在这个山洼洼里。后来时光荏苒，野战军被撤掉编制，野战医院也不复存在。只有共同的回忆牵动着人们的思绪。

几年的军旅生涯在我身上、心上留下的，不仅仅是出操、口令、野营拉练赋予我的军人姿态，而且还有更大的改变更深的烙印——那就是忍耐。

我天生快乐，但我在军中的大部分时间不能随意说笑；我生性直爽好强，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我只有一个选择一一说“是！”；我性情浮躁，好出风头，工作努力，事事在前，但是除了当过一次医院的乒乓球女子双打冠军、羽毛球女子冠军之外，我并没有其他的荣誉……于是我学会了忍耐，克制个人快乐的冲动，克制辩解的冲动，克制虚荣心的冲动。渐渐地，我在表面上显得成熟了。

有一年秋天，医院准备搞一项“北方农村气管炎中药治疗”的实验，需要几千个气管炎患者的病例和服药效果统计，内、外科各选一人，终于决定内科一位姓侯的女军医和我做这项工作。军医院地处高寒山区，附近农村生活水平极低，同时又是气管炎高发地区。我和侯医生的任务是对医院附近的几条山沟里的气管炎病人进行普查，然后每天送药上门，并观察他们服药后的效果，在一张表格上记录下“显效”、“有效”或“无效”。紧接着，我们开始了每天来回八十里地的巡诊。北方高原的冬季仅是寒冷就很令人无奈，而在风雪肆虐的情况就更不要提了，每天回到医院，翻皮大头鞋里面都是湿冷湿冷的，没雪的日子是汗，有雪的日子是水。整整走了一个冬天，直到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

侯医生是上海人，三十岁出头，比我大十岁有余。后不幸命断于唐山大地震。她的出身似乎不是领导愿望中的那么纯粹。由于年龄和身分的差别，也由于那个年代人们特有的谨慎，侯医生虽然和我一起走了四个多月，却很少谈深一点的话题。每天路上总是有一搭无一搭地说些病人情况，讲些医疗知识。只有一次，说起她一直入不了党的事，说起她交入党申请书以后多少日子没人和她谈话，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安慰她，其实我和她一样有着追求进步方面的苦恼，她想入党，我想入团。

我在手术室当器械护士，做的是在手术中随着手术进程给医生递器械的事。由于手脚麻利，主任出诊抢救、到县医院手术会诊常常带上我，就有老护士不满，有个老护士曾经放言，小胡入了团就能入党，所以就不能让她入团……

说这话的老护士这次也来了，我们在一起说笑，往事如烟。

到了春天，我帮助侯医生把统计材料整理出来，侯医生据此写了实验报告。报告交上去后，就有风声传出来，说我和侯医生做出了成绩，又风雪无阻地走了好几个月，已经有人提议向上级机关给我们请评三等功了。我首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侯医生，她笑着说她也有所耳闻。我为此暗暗激动了好久。然而，不知何故却迟迟听不到消息。后来夏天到了，远山近山都变得翠绿葱郁，人们似乎早已把我们的“光荣事迹”忘光了。

我心里有些不快，可是也知道，你当兵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心情好才来的；再说一个小兵，能立功固然好，不给你立功也没什么可说的。可是这对于侯医生来说就不同了，这可以成为她入党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时，抛开自己转瞬即逝的烦恼，我稍稍注意到侯医生的反应。她和病人说话的时候比以前要简短得多，而和同事们在一起的时候，话就明显的少了。侯医生大学毕业好几年了，她丈夫也是我们医院的医生。她照顾一个家，还有两个孩子，一定是克服了很多困难才完成任务的。而按照她对交了入党申请以后没人找她谈话的不满来推测，对此次立不了功的情况也不会不上心。尽管如此，我也看得出来，她是忍下来了。我上班的时候注意她，开会的时候注意她，吃饭的时候也注意她，望着她平静的面孔，我渐渐感到，忍耐简直是一种很壮烈的事情。

这次聚会，侯医生的丈夫高医生也来了。他在侯医生去世后半年就再婚了，他的两个4到6岁女儿没了妈，需要有人照顾。

除了侯医生，还有许多很好的医生护士离开了人世，就像我们这所曾经在方圆百里那么有名那么权威的野战医院一样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不会总在舞台中央。

再见，丰宁，我不会再来了。

忍耐虽然是一种不凡的素质，但忍耐并不是人生的美丽，而是人生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