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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文摘》转载了一篇文章,说的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做了一件事,他组织部分老师和学生收集全国31个省市2006年度政府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国有企业基金这三个部分共计113个项财政信息。有趣的是,他们也同时选择了对照组,包括中国香港、澳门,以及日本的大阪府、奈良县,和美国的纽约市政府。

结果,国内部分本来应该是最明确的结局,却演成了悬疑片。多少个电话是空号,多少个电话没人接,31个省中,12个省没有回应;有回音的省中还有的组成了攻守同盟……就是说,政府的钱是怎么花的,就不告诉你!

而对照组的所有财政信息,在那些城市都可以很方便地得到。比如日本大阪的财政信息,具体到领导人给别人赠礼品,赠给谁,在哪儿赠的,都一一列了出来。

咱们有些人不仅花了什么钱不让你知道,而且准备花什么钱也不让你知道。蒋洪教授曾向各省人大财经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申请了解本地财政预算的情况,也被告知,他们的信息并不比他多。联想到4万亿的去向,网上说是因为有保密部分,所以不便公开。难道不能在不必保密的部分里选出某一项不保密的工程,让人民群众监督一下吗?

终于,蒋洪教授发出了“财政必须透明”的呼声。

我一向认为,只有担当起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才配称为知识分子,而利用知识挣钱糊口哪怕是挣大钱糊大口的,也只是糊口层次的小知识分子。中国的硕士博士何其多也,MBA何其多也,经济学家何其多也,但是能发出蒋洪教授这样声音的人又何其少!

最令我惊讶之处在于,蒋洪教授所做的这一切,居然是个开天辟地的事情!我这个财经圈外的人以为,从预算报告开始,就有人审查、核算,然后批准;从钱拨下去开始,就有人监督钱的流向;从基层收到钱开始,就有人知道钱用来干什么,即使吃点喝点造点假账,它也得有账。账目报到上面,上面要归档——全年的数据不是明摆着呢吗?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但是如果人尽其职,相信两年前的数据应该已经到位了吧。而接下来的,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就是了。哦,忽略了,这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应该也是部分知识分子发出声音的结果。

最近也有一个声音。北大教授孙东东的一句“老上访专业户……99%以上精神有问题”“把他们送进医院是最大的保障”, 引起轩然大波,随后他又被挖掘出向医生们宣讲对病人“可查可不查的,一定要查,可救可不救的一定不救”的惊世骇言。

本来以为孙东东教授是个年轻海归,不谙国事,不知民间疾苦,倒也情有可原;可是一查,他竟是1959年生人,还有在北京安定医院坐堂5年的经历,这就有些不解了。他这代人是在文革中长大的,他20岁时应该是1979年,正是社会上大量冤假错案要求平反,大量落实政策的事情发生发展的时候,他对成群结队、苦难深重的上访者应该是不陌生的。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作为曾经的精神病医生,估计在他这个地位,99%的上访者他都没有亲自诊断过,又明知道这种数据有水分,会伤众,还偏要说,仅仅用偏执一词来评价他,就已经不够了。

对于精神病院的了解,我是仅限于文艺作品。前苏联的就不说了,离政治太近。就说美国的电影《飞越疯人院》吧。杰克·尼克尔森扮演的麦克墨菲是个正常人,为了逃避监狱里的苦役,假装精神病人,被送进精神病院。他以为在医院里可以得到“最大的保障”。但事实是,他在其中受到的限制、戏弄、侮辱、恐吓和殴打,令他下定了逃跑的决心。在种种努力失败之后,故事是以他被强行切除了部分脑组织为结局的。

电影毕竟只是电影。重要的是,两个教授,两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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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

胡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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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曾任新闻记者、杂志主编、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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